作为立宪派的新英格兰贵族，丹尼尔-韦伯斯特是现实主义偏执的继承者，这与爱默生的理想主义可谓珠峰的南坡与北坡，相得益彰。沃伦将此喻为“清醒的保守派与乌托邦的改革派之间的对话”——引自《美国思想史》卷2。
韦伯斯特被善意笑称为“杨基佬”，以示新英格兰信徒与悲观的清教徒之间的门户之别。我们在好莱坞影片中经常能听到片中角色不经意地提到“杨基队”，指的是全美职业棒球联盟的多次冠军球队（纽约杨基队，这是个能获得5届美国总统喜爱的球队），他们的确展示了“杨基佬”的特质——健壮、稳重、奢侈、雄辩、目标明确且无视传统。不过，此杨基非彼杨基。
子曰很容易联想到中超，同为职业联赛，差距咋就那么大捏？个中道理其实并不复杂：瞧一瞧那些富兰克林区的小孩对棒球的热爱，再看看天河北一带沉迷于世嘉电玩的小孩，当然，原因还包括广州那些并不经常开放的草坪体育场——这是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现象。
美国人鼓励他们的后代去创造、去竞争、去锻炼；而中国大部分新富阶层似乎想让孩子们变得文静和低调一些，以避免莫须有的伤害和挫折，以至于当这些孩子10年20年以后仍然会心有余悸地面对陌生的环境。就象中超，从恐韩恐日一直败落到如今恐越恐泰，而第二梯队的接力仍然如此枯竭。除了传说中的百万年薪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激励我们的孩子？
中国的悲哀在于：找到了问题，却无力制定解决方案。美国的悲哀说来滑稽一点：“杨基佬”们在赢得一切以后，被动保持着对人类道德的忌惮。韦伯斯特让位给杨基队，这样可以平衡中国人民的感情——与其挥舞自由民主的大棒，不如增进体育交流，就象NBA对中国篮球人的投怀送抱。
这是第一周的读后感。子曰想说，我们这些公关人，难道不同样是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的吗？这个产业能到100亿还是1000亿，是最急迫的吗？我们如能真实地完成一轮思想升华，即使1万亿那也是水到渠成的。
